“国有史，郡有志，家有谱。”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，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地理文献，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地方志，简称“方志”，是按照一定的体例，全面记录某一地区自然、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文献资料。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称：“方志乃一方全史”。

章学诚画像

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，地方志的编修历史悠久。方志之名，最早见于《周礼》。《周礼·春官》记载，“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外史掌四方之志；《周礼·地官》记载，“诵训：掌道方志，以诏观事”。东汉正式产生了中国古代第一部志书——袁康、吴平撰写的《越绝书》。该书共二十五卷，现存十五卷，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，并详细记述了吴越两国的山川、地理、物产等，因此被一些学者尊为“中国地方志之鼻祖”。

《越绝书》书影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方志有了进一步发展。东晋人常璩撰写的《华阳国志》，记载了四世纪中叶以前西南地区的历史、地理、人物、风俗等情况。该书体制完备，内容丰富，考证翔实，史料可靠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以“志”命名的方志。

《华阳国志》书影

自东汉至北宋，千余年间，方志曾以地记、地志、图经等名称和形式长期流行，如《隋区域图志》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等。宋元是方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。这一时期，地方志无论在内容、体例上，还是在名称上，都完成了向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志（今天人们常见到的方志）的过渡，保存下的名志较多，如《延祐四明志》等。自此以后，地方志书大多成为内容丰富、体例完备、统合古今的地方百科全书。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书影

明清两代是方志的兴盛时代，无论朝廷还是地方官府都十分重视地方志的编纂，颁布了数十次的修志诏书，发布了无数的修志檄文。在朝廷的大力号召下，修志的地区遍布全国各地，成书数量大增，可谓是“天下藩郡州邑，莫不有志”“下至府州县，虽僻陋荒岨，靡不有志”。这一时期的名志众多，为历代之冠，如陈士元的《滦州志》、戴震的《汾阳县志》、阮元的《广东通志》等。

戴震画像

明清时期，今香港、深圳两地同属广东新安县。《新安县志》是在清朝康熙及嘉庆年间编修的两部《新安县志》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点校修订的地方志书。全书分为沿革志、舆地略、山水略、职官志、建置略、经政略、海防略、防省略、宦迹略、选举表、胜迹略、人物志、艺文志等，共二十四卷。该书是与香港、深圳两地最直接相关的地方志，记录了大量关于香港、深圳两地的古代历史资料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，对于重构香港史、深圳史有重要意义。